频年来，潮汕题材电影渐渐酿成一股退却漠视的创作力量。从《爸，我一定行的》到《带你去见我妈》，再到这部《给阿嬷的情书》，潮汕后生导演蓝鸿春“潮汕三部曲”的这部收官之作延续了前作对潮汕乡土生计的深情谛视，也将方言、系族、侨批这些在地文化符号用得愈加安详。潮汕电影以其私有的土腔作风——浓厚的方言对白、自足的地域文化呈现、对家眷伦理的深情谛视，构建起一种极具辨识度的乡土影像。蓝鸿春导演曾直言，这部电影是“潮汕版《天涯七号》”。不难发现，这种“土腔”在心扉基和谐叙事方式上，与台湾乡土电影有着自然的亲近感。

《给阿嬷的情书》与《天涯七号》，一部以侨批串联潮汕家眷的代际顾虑，一部以七封情书承载恒春小镇的缺憾与温情。两部电影齐以书信为魂，以乡土为根，隔着海峡与时期遥呼相应。尤其是《天涯七号》中那种以海岛小城为舞台、以方言和音乐为底色、以未实时寄达的信件为心扉引线的创作旅途，能在潮汕电影中找到了了的回响。

这种相似性并非恰好。潮汕与台湾同属闽南文化圈，方言同属闽南语系，民间信仰、系族不雅念、对故土的留恋与对远行的伤怀，分享着深层的文化基因。两地的电影创作家异曲同工地遴荐用在地谈话论说在地故事，让方言不仅是变装的台词，更成为心扉本人。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同源与创作理念上的共识，使得《给阿嬷的情书》与《天涯七号》诚然相隔海域与时期，却呈现出互文性。干系词，潮汕文化的内敛自足与台湾文化的怒放羼杂，也决定了两部电影在心扉落点、预料遴荐和东谈主物塑造上存在分野。

藏于纸墨的心扉内核

两部电影最中枢的心扉委托齐是书信，但它们承载的“情”却迥然相异。

《给阿嬷的情书》以温情的笔触，勾画出潮汕平常东谈主家的半生顾虑。潮汕阿嬷叶淑柔守着人烟流年，孙子晓伟却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东谈主远赴泰国寻找别传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但当他追寻到泰国时才惊然发现，阿公早在十八年赶赴世，而十八年间一封封家信，其实阿公的同乡谢南枝以一己之诺沉默代寄。

这份越过十八年的遵照，正是刻在潮汕外侨精神的灵活写真。过番指旧时闽粤潮汕、客家先民抛妻弃子远赴南洋营生、假寓、讨生计的代称。自汕头开埠、红头船扬帆起航起，一代代潮汕儿女远赴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作念夫役、开商铺、割橡胶，在异乡空手空拳讨生计。影片中的阿公郑木生，正是千万南洋侨胞的确凿缩影。

这纸墨间的心扉，不仅是儿女情长的预备爱意，也承载着抽泣乡愁、存一火委派的侨批家信。信中字字句句齐是平常家常，报祥瑞、念亲东谈主、诉念念念，从不提异乡营生的辛苦灾荒，只寄回用血汗换来的养家财帛，一头是故土的顾虑守候，一头是异乡侨胞的职守担当，藏着一代东谈主漂洋过海的沧桑过往，更藏着割舍不停的家国乡愁与东谈主间大义。

再看《天涯七号》，这部电影出生于2008年的台湾，彼时台湾社会正资历一场对于原土身份与主体性的集体念念考。有学者将《天涯七号》置于“主体的窘境与找寻”之中，影片中的恒春，手脚台湾最南端的边域小镇，恰恰承载了这一隐喻。失过期生阿嘉从台北回到恒春，象征着一种从“中心”向“边际”的回来。他只怕发现一批六十年前写着日据期间原址“恒春郡天涯七号番地”的老邮包，是日本西席写给台湾恋东谈主友子的七封情书。这些信因为地址变迁、岁月流转，迟到了六十年。阿嘉在友东谈主的匡助下循着思路找到了收信东谈主友子密斯的住处，仅仅当年的友子密斯如今已是鹤发苍颜的老东谈主。七封情书信写得优好意思动东谈主，蟾光、海潮、念念念交汇，却因历史的中断而未能实时抵达。心扉的中枢不仅仅爱情缺憾，更是台湾在殖民历史与现代化冲击下，那种挥之不去的身份飘动感。

两部电影前者指向祈望互助、家国乡愁的延续，后者则指向历史断裂中的心扉缺憾，却共同叩响了华东谈主大要之情中深千里的乡愁与包摄。

凝于物象的预料抒发

书信是两部电影最中枢的预料，但围绕书信张开的物象描摹，却呈现出不同的好意思学气质。

《给阿嬷的情书》的物象牢牢围绕“侨批”张开。侨批是旧时侨胞寄回闾阎的家信与汇款字据。它冲突空间截止，穿越时期长河，照射古今变迁，以寥寥数语承载着万千深情。影片精妙地收拢了侨批这一地域文化序论，镜头屡次停留在侨批的细节上，墨迹的浸染、纸张的褶皱、水客的手写笔迹。不管是阿嬷将每一封侨批用绳扎好压藏箱底，心中留存念想，一经谢南枝十八年来沉默寄出的家信，齐化作影片千里甸甸的预料。

比较其本人的物资形式，更让东谈主动容的，是影片通过南枝一家用祖屋谈判着的酒店生计所展现的外侨群像。这份群像将影片中反复强调“作念东谈主要多情有义”的朴素信条具像为潮汕外侨重诺守信、祈望互助的集体品格。

在曼谷，这间不起眼的小酒店成为飘动同乡的临时港湾，既有开埠后首批南下的先驱，滚球app(中国)也有归国抗日后波折而来的自后东谈主。他们素未谋面，却因一口熟习的乡音当然凝华，在窘境中，总有同乡沉默托底，面对绝境时，总有东谈主实时伸手拉一把。这种祈望互助的朴素花式，正是华东谈主远渡重洋、飘动四海也不曾丢弃的精神底色。

总计这些日常铺垫，层层递进，最终积累成银信局那一幕热潮，当南枝抓着木生的讣告准备寄出时，镜头拉开，银信局里排满各色身影，有焦躁筹钱赎回男儿的父亲，有无力寄钱而堕入闲适的年青东谈主，以及各人积累通盘将浅显散钱塞入家中有难东谈主手里的老同乡。他们互不料识，却无东谈主袖手旁不雅。侨批因此迥殊了普历本信，成为承载血汗、乡愁与职守的家国信物，字里行间藏着多数南洋飘动者的哑忍与担当，一种朴素而安谧的历史沧桑感便油干系词生。

《天涯七号》则将预料重点置于“送信”这一瞥为。主角阿嘉骑着摩托车在恒春的街巷中穿梭，后座上的邮包是他与往时、与自我不时的通谈。小镇邮局、泛黄信封、斑驳邮戳，这些日常物象构筑起寻找与投递的叙事能源。茂伯这位老邮差的形象尤为动东谈主，他将“送信”从奇迹风气升华为终身奇迹，即使信件迟到六十年，仍要对峙送到收信东谈主手中。与此同期，吉他、月琴、沙滩舞台组成另一组物象，它们是现代年青东谈主抒发心扉的方式，与陈旧书信形式酿成明显对照。

这种并置与《给阿嬷的情书》中侨批的预料互相呼应，又突显出两部影片的分野，一个是千里潜于历史乡土的静默守候，一个则是流动于实践与顾虑的主动追寻。

生于水土的地域文化

两部电影最明显的各异化来自它们扎根的地域文化，而恰正是这种各异，组成了乡土电影中最为动东谈主的多元容颜。

《给阿嬷的情书》的地域文化是内敛的、自足的。潮汕文化有着极强的延续性与限制感，影片对潮汕文化的呈现，是一种近乎庆典的自信。影片除了一以贯之沿用素东谈主演员，也不急于向外东谈主证实潮汕文化中扛标旗、营老爷的精神根基，或是吃油柑、无米粿、橄榄菜等的日常点缀。它默许这些细节本人就值得被记载，这种力量不是来自戏剧性的编排，而是源自子子孙孙传下来的节律。潮汕文化在这部电影里是自足的，它不需要被翻译、不需要被证实，只需要被看见。

《天涯七号》的地域文化则是怒放的、羼杂的。电影发生地是在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影片中闽南语、日语、国语交错出现，庙口与海滩、月琴与摇滚并存，既有原土的人烟气，也有被外来文化影响的思路。茂伯弹月琴，阿嘉唱摇滚，两代东谈主、两种音乐同台碰撞，最终在舞台上已矣妥协。这种看似羼杂的冲突是台湾岛屿文化的常态。恒春的在地性不在于遵照某种隧谈的原土，而是在和会中寻找自我，容纳不同声息的共存。

两地文化的各异，九九归一来自不同的历史条理。潮汕因系族社会的延续性，在地性是在里面世代相传中自我平稳的；恒春则历经殖民与外来文化的冲刷，在地性更多的是在和会中不停再行界说的。但两部影片共同完成了一件事，让处所文化成为心扉叙事的根基。潮汕的手艺茶浸泡着阿嬷的一世，也溶化着晓伟的飘零；恒春的海风里有阿嘉的渺茫，也有友子密斯半个世纪的恭候。一方水土养一方东谈主，一方水土也藏一方情，这是两部电影最朴素也最有劲的地域文化宣言。

潮汕电影与台湾电影之间的相似性，根植于闽南文化圈共同的谈话、信仰与心扉结构。而《给阿嬷的情书》与《天涯七号》之是以值得被放在通盘接头，不仅因为它们分享着书信、乡愁与代际妥协的母题，更因为它们在相似的“土腔”外在下，走向了不同的心扉纵深，一个升华为谈义的传承，一个斥逐于猖厥的温情。互文让咱们看见华语乡土电影的集体基因，分野则让咱们保重每一部电影不能替代的在地声息。

正如影片中信中所写：“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远方。”纸短情长，山海同音。《给阿嬷的情书》将镜头瞄准潮汕平原，《天涯七号》以恒春半岛为舞台，两部电影有各自的方言、物象、心扉，它们横跨一谈海峡，异曲同工地建造了一个“缺位”的收信东谈主，通常用一封迟迟未达的信，去敲击大要者与祈望者的心灵回响，分享着最历久的文化底色和华东谈主乡愁的精神血脉。

文/唐之越（广东省评协会员、广东省艺术研究所三级艺术研究员）滚球app软件